一条说，“作为一个农场主，我宁愿花20万买日本进口的二手微挖，也不要全新的10万的中国微挖。对微挖来说，用哪国芯片也不会被限制，关键还是我国的质量不行！甚至一把小小的修枝剪，国产的也不行！匪夷所思吧？事实就是这样，中国制造只是一顶自己加冕的皇冠，上面长满了破洞。”

  另一条说，“作为曾经在小松和久保田工作过的人，我觉得其实日本企业并没那么不可思议，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，野蛮生长才是真正的生存状态，能够生存才能有成长进步的空间。”

  把两条拼在一起，前一条含义是，别那么沾沾自喜地渲染“厉害了，我的中国制造”，还有漏洞，还有差距；后一条含义是，外企也没那么厉害，中国制造在野蛮生长中将不断进步。

  首先，说中国“质量不行”有点简单化。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不仅产量是世界第一，而且以自有品牌销售到发达国家，质量早已经受了国际标准和国际市场的检验；著名跨国品牌（如苹果）的不少零部件和整机都是中国制造，甚至这把修枝剪可能也是中国造，只不过用的是国外品牌，就像德国的双立人（ZWILLING）产品，不少就是中国本地的工厂生产的。

  其次，中国制造的确仍存在不少问题，在不少方面只是制造大国而非强国，需要在高精尖、稳定性一致性、基础材料、关键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突破。

  比如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基础电子元件市场，一部手机就要用几百个电容，几百个电阻，但在消费级电容、电阻方面，日本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唱主角，大陆公司制作高端电容电阻的质量一致性还不行。我们是“什么菜都会炒，但不保证每次炒出来是一个味儿”“我们会摊煎饼，但要烙千层的煎饼，保证每一层‘煎饼’都不会裂开一道缝，就没有别人烙的平整”。这里涉及到材料及配比问题，也有工艺和技术诀窍问题。

  又比如，生产机器就会用到轴承，轴承在所有机械件中最为基础，是无法取巧的基础零部件。中国是轴承生产大国，但在尖端产品、轴承精度、轴承振动、润滑技术、可靠性、寿命等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。如高铁动车组对配套轴承的精度要求很高，我们主要从瑞典SKF、日本NTN、德国FAG等公司进口。“钢中之王”的轴承钢，要求高强度，高耐磨，我们的性能达不到高要求，所以航空轴承、高铁轴承、风电轴承、机器人轴承主要都靠进口。汽车轮毂轴承，我们比欧洲落后一代到两代。甚至常见的深沟球轴承，国产产品的实际寿命和可靠性与国外也有很大的差距。世界前10大轴承厂商来自瑞典、日本、德国、美国，没有一家中国企业。

  有些制造的确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，“老火煲靓汤”。读者觉得小松和久保田没那么不可思议，但想一想，小松1921年创立，目前70%以上的员工是非日本籍，久保田1890年创立，在全球开展业务，其理念是“For Earth，For Life”，这些百年企业、全球企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经受了多少考验，年轻气盛的中国企业还是要虚心一些吧。

  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供需之间的快速反馈与改进，此即巨国效应，或者说“水大鱼大”。同时，在供给端，巨国效应表现为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红利。

  在巨国效应下，2020年进入《财富》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已经有124家，超过美国的121家。绝大部分企业的收入大多数来源于内地市场。华为、联想这样有较高海外收入占比的屈指可数。只要在中国跻身顶级规模的金融、能源、化工、交通、房地产、家电、互联网公司行列，当仁不让就是世界500强，哪怕它们在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市场没多少痕迹。

  巨国效应一定有巨大的红利，但是不是只要水大，鱼一定就大？创新之鱼究竟要说明环境才能真正长大？这是本文的聚焦点。

  1月16日，上海张江集团和秦朔朋友圈联合组织了一场“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文明探索”研讨会，10位企业家参加。我深受启发。

  这句话是上海奥威科技董事长华黎说的。奥威科技主要研发生产超级电容，超级电容是一种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电化学元件，优点是功率密度高、充放电时间短、循环寿命长、工作时候的温度范围宽，能应用于电动城市客车、纯电动重型牵引车、轮船、节能电梯、港口机械等领域。马斯克199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就想研究超级电容，只不过他一入学就决定离校创业，但2019年特斯拉还是收购了超级电容公司Maxwell。

  奥威科技1998年创建，已申请100多项专利，80%是发明专利，主持制定了国内第一部行业标准《车用超级电容器》（QC/T 741-2014），产品已确定进入欧洲市场。德国工程师看后说：“这应该是德国研发的东西啊！”

  奥威科技为什么在中国能开拓出一个行业？主观因素是有一支坚持不懈了20多年的团队，客观因素是有市场和政府的支持，哪怕有一个城市有一条电动城市客车线路使用，也就有了应用场景，可以迈出第一步。

  最早的时候，这一个市场全国只有不到10亿人民币的规模，现在已经有大大小小100多家企业，八九百亿的市场。

  2、“2003年到2005年我们去美国时是仰望，2010年到2011年去美国时觉得是追赶，现在去觉得差别不大，有些方面是并行。”

  这句话是上海傅利叶智能公司创始人、CEO顾捷说的。他毕业于上海交大，曾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工作，创过业，傅利叶智能是他第二次创业，聚焦于康复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化，以“通过智能技术让人人享有康复”为愿景。他们的产品已有1000家中国医院使用，一款上肢康复机器人取得美国FDA许可证出口美国。最新的一款产品是足底压力分布评估与训练系统，采用分布式压力传感器技术，在2400个压力传感器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高精度力学传感器进行实时动态校准，输出误差由10%降至2%，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足底压力分布数据。

  顾捷在张江接待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家时说，我们最大的红利是工程师红利，康复机器人需要多个工种，如机械设计、电子设计、算法、工业设计、机器人制造，还要开发游戏，让患者在游戏中完成康复活动，这又需要前端、后台、数据库、仿真、算法，两三百个研发人员如果放到波士顿，成本会高得很难来想象。但在中国，成本可控，而且能招到，这些三四十岁充满战斗力的工程师是最大的资源。

  康复机器人在中国有巨大前景，市场就是力量，顾捷说，因为中国有需求，现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的多家顶尖机器人实验室都在和傅利叶智能进行合作。

  3、“从1人公司，到7个人，到1000人，用了4年，在世界上没有可对标的产品。”

  这句话是任意门科技公司的创始人、CEO张璐说的。她2016年创立的年轻人社交平台Soul已经有一两亿用户，90后占75%，95后占60%多，20%的用户每天发社交平台，活跃度很高。

  Soul的产品逻辑是通过一系列分析用户行为，发现每个个体的用户画像，为其智能推荐可能喜欢的人和内容，有点像社交界的“今日头条”。2016年张璐放弃国际咨询公司合伙人的位置，一个人开始创业，最初从招聘网站上找了6个人，设计师是从一个设计师论坛上找到的，是一个不到18岁刚辍学的年轻人。那时没有投资者相信这样一个在国际上找不到对标物、在中国又面临超级强大的微信的产品会有前途，而且智能手机的红利已经不多了。张璐花光了自己的储蓄，第一笔几百万的天使投资来自三个个人，其中一个美籍华人看到Soul，说美国没有这样的产品，但这就是我想要的产品。

  张璐说，Soul的口号是“跟随灵魂找到你”，它有点像游戏，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，就是在一个元宇宙中打造一个新的自己，用新的“人设”重新开始社会交往。

  以上这三个案例中，都能够正常的看到巨国效应的红利，无论它体现为让一个行业得以存在，还是体现为工程师红利，以及亿级规模的愿意尝新的年轻人。

  一个国家光是人口多，并不一定能形成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巨国效应。而中国恰好还有奋斗者红利。

  缔脉生物的董事长谭凌实离开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、全球开发运营副总裁职位时已经57岁，可完全圆满退休，但2016年他创业了；

  美迪西的董事长陈春麟，2003年回国考察，此前他在美国求学工作13年，看到很多朋友在国内热气腾腾创业，心情激荡，一年后就在张江创办了美迪西，15年后在科创板上市。

  财富是重要的，但真正的奋斗者还有财富之上的追求。心脉医疗的董事长彭博说，2019年7月22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，股价大涨，他从上市现场回到公司，以为百万千万“富翁”们会挤到一起庆祝，他准备好和大家一一握手，没想到一切都没有变化，大家都在各自位置上静静工作，一点也不浮躁和喧嚣。

  1954年出生的张江本地人瞿建国，早在1983年就领导村办公司实现产值千万、利润百万，在孙桥乡人民公社副社长任上将孙桥带入中国农村首批“亿元乡”行列。他也是上海“老八股”之一的申华实业的创始人。2001年他创建开能健康，亲自带领团队开发全屋型家庭水处理产品，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；此后又创立原能细胞等公司，聚焦于细胞生物技术领域的装备和基因细胞疗法。他说自己还将第五次创业。在其感召下，原能细胞的总裁杨焕凤60岁还考入同济大学攻读博士。

  张江只是中国的一个窗口，但就在这一个地方，你也可以读懂中国创新的因由和力量。我最近的一个演讲主题是“中国的创新革命”，秦朔朋友圈也将推出“中国创新万里行”的活动，是因为中国大地上动人的创新实践和创业英雄实在太多了！

  瑞士，不到5万平方公里，850万人口，却常年拥有10多家世界500强，以生产性创新见长的就有雀巢、罗氏、诺华、ABB，瑞士还有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（ADECCO），瑞士以手表为代表的精密加工世界闻名。在全世界创新指数（GII）排行榜上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连续十年将瑞士评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。

  荷兰，不到4.2万平方公里，1740万人，也是常年拥有10多家世界500强，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、联合利华、喜力，荷兰的飞利浦、ASML都是创新标杆，荷兰在工业生物技术、高性能材料、精制化学品、分子成像、医疗信息、生物制药和生物材料方面有很强的技术地位。

  以色列，1.49万平方公里，不到900万人口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，不少世界级创新公司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。以色列创新局在官网上写道：“创新是以色列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之一。”（innovation is one of Israel’s most valuable natural resources）

  很多人说，创新有风险，而中国企业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，要先活下去，慢慢积累资金，再图创新。其实，三星当年下注半导体时基础并不强，1983年5月三星开始研发首款量产的64K DRAM产品时，开发组成员说，以三星的技术和装备条件，难度之大“如同要求自行车厂商制造超音速飞机”，而且还被美日半导体公司排斥，工程开发也充满困难。

  当时三星社长李秉喆派人向夏普学习，但夏普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，三星的人员是通过个人的手指间距离、身高及步数，才记下工厂的大概面积。三星就是这样起步的，但李秉喆说“我想以我们民族特有的强韧精神和创造力为基础来推进半导体事业”。（《东京宣言》，1983）

  相比起来，几十年来中国企业最缺的是钱，还是三星这样的决心？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，到底会不会横下一条心去创新？

  1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可以野蛮生长，快速致富，easymoney（易钱）都来不及赚，为何要苦哈哈地创新？

  4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产品马马虎虎甚至假冒伪劣，只要敢吹会吹，也能让一些用户埋单，为何要把认真和精益求精当成一种正义？

  5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从政府到银行都喜欢“大家伙”，视规模增长为GDP之源，为何要在细分市场上坚持内涵增长？“吃牢”地方政府的心思，今天搞个新产业明天玩个新概念，左手倒右手扩大流水，这种例子还少吗？

  6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谁都觉得市场很大，自己都能当老板，于是大量产业门槛极低，迅速变成红海，拼命打价格战，哪有精力和财力投资研发？

  7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法不责众，加上缺乏长期稳定预期，抄袭、盗版、挖墙脚司空见惯，为何要倾尽全力搞发明专利？

  8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一旦形成渠道壁垒或具有支配权的平台，财富滚滚来，闭着眼睛也能赚钱，为何要和不确定的技术创新风险博弈？

  9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国内市场有的做，为何要走向世界，去艰难开拓自己的品牌？

  10、因为有巨国效应，不少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迅速成为社会活动家，各层次的扶持奖励基金越来越充沛，绞尽脑汁在国际刊物上多发paper成为最重要的KPI，名利双收，学生盈门跟着干活，有多少时间能够真正让内心静下来，献身科学与真理？

  这些现象还可以列举不少，尽管它们都在被校正，在衰退中。但毋庸置疑，我们在创新方面的总投入并不少，而创新产出率并不高，很多投入都打了水漂。

  今天是中国创新的美好时代，我坚信中国创新的远大前程，最近这些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让我们正真看到，什么样的企业倒下了、破产了、重组了，什么样的企业崛起了，越来越强了，市场估值慢慢的升高了。优胜劣汰，善者善成，创新驱动。

  我之所以提出巨国效应的幻影，既是为了提醒某些不良现象仍未绝迹，更是希望广大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不辜负巨国效应的红利，努力谱写出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创新正气歌。

  秦朔老师长期研究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，他的两篇博士论文分别聚焦于“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研究”和“公司的社会价值研究”，同时他坚持微观调研，矢志探求中国创新之道，2020年在宁波、苏州工业园、浦东、深圳、湖州、南海等地都做过深入挖掘。2021年秦朔朋友圈已与上海张江集团携手，将努力推动张江科创文化的传播，弘扬张江的新型企业家精神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欢迎在大国重器创新、自主研发创新、数字化转型创新、新消费创新、金融科学技术创新、区域簇群经济和营商环境创新、国际化探索创新、社会责任创新、城乡融合发展创新等方面有实实在在成果与经验的企业、政府和组织与我们联系，总结创新实践，一同推动中国的创新生态建设，让创新广泛外溢，变成共同的社会资本。

  秦朔朋友圈也将从3月起开辟“中国创新万里行”栏目，并联手喜马拉雅等社会化媒体平台，以及有意愿参与的新媒体、学术机构，一起用调研、研讨会、论坛、直播等方式，推广创新中国，推动中国创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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